动漫杂谈
丰子恺教我画画(毕克官 )
 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第一次见到“漫画”一词是在家乡威海卫，正在威海育华中学念初中。那时我15岁，从美术老师那里看到了一本《子恺漫画全集——民间相》。从此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“漫画”这样一种画。以前我只知道有红红绿绿的年画儿，有画得和真人差不多的布疋画。现在看到了漫画，而且画的都是现在的人，这使我大开了眼界。 1947年腊月，我随全家到青岛投奔父亲。1948年春天，又只身到天津找克战哥哥，以便转到北京继续求学。在天津暂住哥哥所在的商行里，无意中发现住室里的一摞《天津日报》上有《子恺漫画》。我惊喜万分，如获至宝（对我来说，眼睛看到了就是获得了）。征得主人同意，我逐一剪了下来，贴成厚厚的一本画册。这些作品是丰先生抗战以后的新作，后来都收入了《又生画集》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本自己所拥有的画册，所以反复观赏。《子恺漫画》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，我也与漫画结下不解之缘。 1951年夏，我还在念高三，拿着一大摞发表了自己的漫画的报纸，去报考中央美院，竟被录取了，从此正式开始了学画生涯。美院毕业后，我到《漫画》月刊当编辑。“无巧不成书”，编辑部分工由我向丰子恺先生约稿。在“公事公办”地联系了一阵以后，我终于利用组稿机会以个人名义大着胆给丰先生写信了。不久，我得到了热情的回信，所约画稿也同时收到了。这就是发表在《漫画》第133期的《杨柳青粪如金》，正是这幅画，在我和丰先生之间搭起了桥。 丰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，每年都要来北京出席会议，这给我提供了与老师晤见并聆听教诲的机会。1959年4月阳春的一个下午，我以激动而忐忑的心情踏入了前门外东方饭店的一个房间。我见到了丰先生，而他的谈吐，正像他那些言简意深的画幅，虽是寥寥数笔，却很耐人寻味。在这天谈话时，我表示要向他学习，请他以后多指教，他谦虚地说：“我也没什么经验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以后就多联系吧！” 1962年，我出差到上海，去探望丰先生时，他领我到楼上看他的书房“日月楼”。他说自己上了年纪，跑不动了，又忙于翻译日本文学巨著《源氏物语》，难以深入生活了。他风趣地说，他现在只能坐在书房里看太阳和月亮了。知道几天之后我将到上海郊区的淀山湖去体验水乡生活时，他认为这样很好，并嘱咐我要趁年轻时多深入生活和熟悉生活，也要多写生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，国家重视。我们那时只能‘走马观花’，现在你们可以深入进去了。” 在与丰先生交往的过程中，最为珍贵的还是他在艺术上对我的一系列指教。有一次我把他的画集《云霓》带到他下榻的民族饭店，请他谈谈创作经验，他指着一幅幅农村生活场景对我说：“这一本里的画，都来自生活。是我亲眼看到，有亲身感受，当场描下的速写。离开了生活，我画不出来。” 1962年，也是在民族饭店，当他又一次提到生活问题时，他从我胸前取下钢笔，接过我手里的笔记本，一面描绘一面讲述他的一个经历：“早年在上海，有一天，走在南京路上，我对眼前形形色色的都市光景没有白相的兴趣，只想快点走过。正行走间，眼前一棵小树，树上靠了一个梯子，一个粗大的铁链，一把大锁，把树和梯子锁在一起。我见了这景象，觉得触目惊心，不觉站住了。铁链和《邻人》一画里的铁扇骨一样，反映了人世间尔虞我诈、相互防御的不正常关系，是人类丑恶和羞耻的象征。”他说，这个景象他没有画成画，但印象极深。他告诉我，他的许多作品，像《最后的吻》、《两重饥饿》、《高柜台》、《赚钱勿吃力，吃力勿赚钱》等，都来自当时的社会生活。 要学诗人的眼 “要学诗人的眼睛。”——这是丰先生反复指教我的又一点。和子恺老师每次会晤，我几乎都要请他讲讲他早期那些看来内容极为平常，却很能拨动心弦的画，我非常想知道他是怎样找到画材的，想知道其中的“奥妙”。子恺老师每次的回答，都离不开“要学诗人的眼睛”这句话，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 丰先生告诉我，诗，尤其是旧体诗，篇幅短，字数少，但包含的内容却深而广，这就逼得诗人要练就一双很厉害的眼睛。他指着他的彩色画集里的一幅《春在卖花声里》对我说：“一般人只看见花和钱，而诗人却把卖花声和春天联系起来。同样的蜘蛛网上粘了些花瓣，也没逃过诗人的眼睛，一经点题，借景抒情，寓意就深刻了。”他说，诗人表达感情大多是用形象描写的方法，这使得他们观察生活的方法也特殊。诗人的观察方法，值得画家学习。他说，文学里的绝句字少而精，意深而长；好的漫画也应当如此。他个人最喜爱“言简意繁”的漫画。他几次提到陈师曾的那些寥寥数笔、意到笔不到的画。有一次还将《独树老夫家》描出来给我看，说很有意味。至于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，他更是多次在文章里推荐介绍。 他告诉我，他早年受诗词的启发，学着像诗人那样去观察生活。他的《都市之春》、《最后的吻》、《生机》等画，就是因此而得到画材的。当他在喧闹的十里洋场、高楼大厦之间看到一纸风筝时，精神为之一振：“哦！春天来了！”就觉得很可入画，不能放过。 他说，诗言志，画画也必须有感而发，只有当自己很想画时，才能画得好。他说他早期的一批画，并不是为发表而画的，兴到提笔，信手拈来。像《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、《花生米不满足》、《阿宝赤膊》、《表决》等，多是画在香烟盒纸、包装纸背面的，并没有想到拿去发表。是后来被《我们的七月》和《文学周报》拿去，被郑振铎先生冠以《子恺漫画》的名称发表出去的。他说，画这些画时，他是有“创作冲动”的。 丰先生还经常提醒我，要画好画，也要学点文学，尤其是诗词，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提得最多的是鲁迅、朱自清和李叔同。 丰先生认为，如今有些青年人只顾画画，不沾文学的边，这是不好的。丰先生知道我不会做诗，有一次就对我说：“‘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’，你不会作诗，多读些诗也好。”说完，还找出纸笔，写下平仄口诀，对我讲解起作诗常识来。当时子恺老师已是65岁高龄，我自己也已三十出头有了两个孩子，老人家像教一年级小学生一样，手把手对我进行启蒙教学的情景，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。1960年，我转到《美术》编辑部工作，尽管文字工作我是外行，但觉得对我的绘画创作有帮助，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。当我后来把想法说给丰先生听时，他表示赞同，连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有好处。” 画儿童画的要诀 和丰先生相处，自然会较多地谈到他那些动人的儿童画。他说，解放以后很多人都问他是怎么画出那些画的，负责编选他的画集的文艺评论家王朝闻也曾请他写这一方面的体会。但他觉得不好谈，因为他画那些画时，只不过是描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，记下自己的感想，很少去考虑“创作问题”。 有一次，丰先生告诉我说，孩子的心理和生活有孩子的特点，大人应当了解。只有了解了，才能发现孩子世界的秘密，去进行生动的描绘。他自己就是常常变了儿童而观察儿童的。他问我是否对自己的孩子有观察，是否了解他们。我说观察有一点，但谈不到了解。丰先生笑着说：“要画好孩子，必须设身处地。” 丰先生谦虚地说谈不出什么经验，这“设身处地”四字，不正是他宝贵经验么？打这以后，我就有意识地注意这方面的锻炼，逐渐略有收获，创作出了《我看报》、《早晨好！》、《警察叔叔》、《奶奶洗脸不哭》、《抬着走》等画。事有凑巧，《我看报》、《奶奶洗脸不哭》于1962年3月20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时，子恺老师再次由上海抵达北京出席政协会议。当我去民族饭店探望时，丰先生从桌上翻出那天的报纸，指着那幅《我看报》说：“好的！好的！这小家伙，这样子看报，有意思。” 这次会议期间，当小组会讨论到文艺的方针政策时，丰先生曾以此画为例，发表了“像这样的小花，也应当让它开放”的意见。这是事后我再去探望他时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早在1959年6月1日，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我曾写信把消息告诉了丰先生，几天后，回信来了，除了祝贺之外，还寄赠了一幅画：《豌豆樱桃分儿女，草草春风又一年》，画上题字曰：“此画为我六月一日儿童节所作。克官来信言是初生女婴，特命名为宛婴。”在和丰先生过从颇密的那些年，也正是我忙碌地学着带孩子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我打开他的来信，见里面有一张图画，画着一匹红马，背上驮了一只浅绿色的狗。我很纳闷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看完信才明白，原来子恺老师在给我写信之前，一面抱了小孙女，一面画给她看，这张图画实际就是一份图画教材哩！丰先生说，这个办法你也可以试试，是小孩子很喜欢的一种玩法，同时也是从小就对孩子进行美术教育的一种方法。 也是在那次政协会议期间，我参考《瞻瞻的日记》，将自己平时的观察笔记整理成一篇《宛婴日记》，记述了我“设身处地”地理解孩子的心得体会。我把原稿拿到旅店请丰先生教正，老人家给改动了几个字，表示可以，说画孩子只有理解他们，才能表现他们，才能做好儿童教育工作。这篇小文，当这次政协会议还没有闭幕时就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。尽管它是我向子恺老师学习的一篇不成功的答卷，但却是一篇有纪念意义的答卷。 因工作关系，我有机会较长时间地接近农村孩子，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。我给他们放映幻灯，开放阅览室；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。这种相处，使我进入了又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。我画出了《有趣的书》、《果熟季节》、《叔叔您有小人书吗？》等画，写出了《我和我的小伙伴》等短文（均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），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小心灵的喜爱，这都是与丰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。 摘自《漫画的话与画》毕克官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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